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

    未改名北平以前的北京是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易名以后则变为中日冲突的中心。1937年之初，北平附近事端迭起，战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7月7日的晚上，终于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夜色掩护下发动攻击，从卢沟桥的彼端向北平近郊进袭，城内驻军当即予以还击。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准备了许多简单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也很有限。

    我们曾经讨论可能的发展。因为我刚从北平来，他问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北平情况，对时局有何看法。我告诉他，以我对当地日军司令官的印象以及他们的保守见解来判断，这次事变似乎仍旧是地方性事件。日本的计划似乎还是蚕食中国，一时恐怕尚无鲸吞的准备。但是蚕食的结果，日本很可能在数年之内即根深蒂固地盘踞华北而无法撼其分毫，到那时候，长江流域也就危在旦夕了。日本已经以渐进的方式吞噬东北而进窥华北，将来华北对华中、华南的局势亦复如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过程。这似乎就是日本对付中国的政策。

    战事断断续续相持了好几天。12天以后，北平城外的零星战事仍在进行，蒋委员长在牯岭对几千名在庐山训练团受训的将领演说，认为日本即将对中国发动全面攻击，呼吁大家准备不计代价保卫国家。他说：“全面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这次战争必将旷日持久，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牺牲也就愈大。”

    在这次演说里，我初次听见蒋委员长称呼侵华的日军为“倭寇”，并表示对日问题的坚决主张。“倭寇”这个名词，在一般听众或不甚注意，但在明代长期遭倭寇蹂躏的宁波、绍兴人，听到这种称呼，就会觉得事态严重。当时的听众之中有陈诚将军、胡宗南将军，以及其他后来在各区建立殊勋的许多将领。这次演说后不久，蒋委员长飞返南京，各将领亦分别返防。我和几位朋友飞到南京，希望赶返北平，但是北上火车已全部停顿。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战事像洪水一样泛滥北平附近。宋哲元将军英勇奋战，部下伤亡惨重。日军司令田代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向很保守，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幸田代忽然病倒，思想激进的少壮军官遂得控制日本部队。数日后田代去世。究竟是病故、自杀或被杀，虽然谣言满天飞，谁也弄不清底细。宋哲元将军仍旧希望把事件局部化，要求兼程北上的中央政府军队暂时停留在保定。结果中央部队就在保定留下来了。

    但是现由少壮军人指挥的日本军却并未停止前进；宋哲元将军的部队四面八方受到攻击。一位高级将领并在作战时阵亡。宋将军不得已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即进入故都。

    日军已经控制北平了，华北是否会像沈阳陷落后的东北，遭逢同样的命运呢？日本会不会在华北暂时停下来，在华北等上几年，然后再以之为攻击南方的基地呢？日本是不是已等得不耐烦，准备一举攻下南方而图一劳永逸呢？二者似乎均有可能。日本的渐进政策似乎对中国更危险。南京的高级官员以及各省的军事领袖全都赞成全面抵抗侵略。结果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平民百姓，万众一心，一致奋起应付空前的国难。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派遣军队循海道开抵上海。中国也在同时派军队沿长江东下赶到沪渎。在这小小的区域里，已有好几万军队结集对峙着，战事一触即发。究竟哪一方面先发第一枪都无关宏旨，不论是一位粗心大意的士兵无意中走火，或者是掌握大权者的决策。

    日军官兵大家都知道，制造沈阳事变的负责将领如本庄繁和土肥原等均曾因功而获得最高级的勋奖。一手制造卢沟桥事变的人，无疑地也会获得同样的勋奖。谁又能怪渡海而来上海的日军将领也想一显身手呢？

    我们在南京的人都知道，密布在全国上空的乌云势将迸发为狂风暴雨。我离开南京循公路到杭州，在湖滨一位朋友的别墅里住了几天。我们没有一天不担心，在淞沪对垒的中日军队会发生冲突。我的朋友王文伯不时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探问情况。8月12日，上海方面的回答很短促：“没有消息。明天10点钟，10点钟，再见！”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临。浓烟上冲霄汉，双方的轰炸机交互炸射对方阵地，全面战争已经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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