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战云密布

腹中，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罗钧任（文干）告诉在南京的英国大使馆说，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无权与外国办交涉。

    不久日军突破国军沿长城布置的防线，步步向北平逼近，北平军民已开始准备撤退。

    我当时因为割盲肠之后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外面的情形很隔膜。有一天清早，我听到日本飞机在头上盘旋，直觉地感到情势不妙。我得到主治医生的许可，忍痛步行到何敬之将军的寓所。他见我还留在北平城内，很感意外。他告诉我日军马上会发动攻击，劝我快离开北平，于是我准备第二天就离开。第二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何将军打来的：“我们已经谈妥停战，你不必走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这消息转告胡适之。

    “真的吗？日本飞机还在我们头上盘旋呢！”他说。

    “何敬之将军刚刚打电话来这样说的。”我所能回答的也仅此而已。后来才知道黄膺白（郛）已代表中国在午夜签订“塘沽协定”，根据此项协定，日军在占领河北省北部以后，将暂时停止前进。

    日军占领上述地区后，就在当地成立“自治政府”，并催促留在河北的国军司令官与他们合作，在北平也成立一个“自治政府”。北平城内谣言满天飞，说河北省境内的司令宋哲元将军即将对日本人屈服。北大教授就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事实上，宋哲元将军也并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一两个月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来找我。“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你去一趟，谈谈他们希望了解并且需要你加以解释的事情。”他这样告诉我。我答应在一小时之内就去，这位日本宪兵也就告辞回去了。

    我把这件事通知家里的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角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门锁又是咔擦一响。大佐帮着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车旁边，还替我打开汽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了。我独自到日本兵营，也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去的，听日本人来捕好了。他们敢么？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将军派了一位少将来劝我离开北平，因为他怕自己无力保护我。我向他的代表致谢，不过告诉他，我将继续留在北平负起我的责任。

    不久以后，蒋委员长因陈辞修将军北上之便，亦来代表慰问。

    我继续在北平住下来，而且居然平安无事。偶然也有些朝鲜浪人到北大来寻衅找岔，这些事曾经一一报告给我知道，但是我并未予以重视。不久日本人的策略开始转变了。松室孝良将军受命来北平担任日军的特别代表。他与我交了朋友，常常到我家里来。他大骂那位日本将军不该在东交民巷兵营折磨我。大概半年光景，我们私人之间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任期届满时，穿了全副武装来向我辞行。他告诉我，他已奉命调往东北与西伯利亚交界的海拉尔去指挥一个骑兵师。他说战云愈来愈低，如果中国与日本真的发生冲突，那是很不幸的。“战事一旦发生，”他说，“日军势将深入汉口。”

    “是的，将军，我同意你的看法。两国之间不幸而发生公开冲突，很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那时整个日本舰队都可能葬身海底，日本帝国会缩小为太平洋地图上的几粒小黑点。”

    他叹了一口气：“那当然也可能。但是日本仍旧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却不免要被西方列强消灭了。”

    “也可能如此。下次碰面时，希望我们不必为愚蠢的作为而抱头痛哭。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将军，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我们就这样怀着沉重的心情分别了。战事结束若干年后，我经过东京偕内子陶曾縠往访，相对话旧，不禁感慨系之。

    接替他的是今井将军。他来拜访我，我也曾去回拜。我们谈得很坦白，和我跟松室孝良谈话的情形大致相似。有一次，日本贵族院的两位议员来访，其中一位曾任台湾总督。四顾无人之后，他低声问我，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拘留我的是谁。我告诉他是高桥。他摇头说：

    “岂有此理！”

    这时候日本人已经明白，北大并无意于马上发起反日运动，他们希望能与北大里的主要教授建立友谊，而把北大拉到日本这一边。双方来往都很审慎，北大与日军之间的紧张情势至此已渐渐缓和了。

    后来田代将军来到天津担任当地驻军司令。日本以及其他列强，因条约规定有权在天津驻军。田代特地跑到北平来，设宴招待中日双方文武要员。田代在席间发表演说，鼓吹中日经济合作，中国官员也曾有人继起发言，但是措词都相当含糊。我除了吃饭时偶然说笑外，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始终不发一言。几天之后，忽然南京来了密电，告诉我，日本大使馆已经暗示外交部，说北大校长支持中日合作。

    这就是日本人对付中国的手段。程序大概是：先来一套甜言蜜语，继之挑拨阴谋，然后威胁恫吓，接着又是甜言蜜语，最后施行闪电攻击。先后次序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从来不离征服中国的基本方针。日本人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对付美国的，也是这一套。